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，这个时代人才辈出，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发人深省。
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，商鞅通过改革，使弱小的秦国一跃成为能与齐、楚抗衡，争雄于天下的大国，可谓是劳苦功高。
乱世有一个优点，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，这位贫寒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道路，在战国时期，一个人只要有才华且有雄心壮志，就不会被埋没。
商鞅早期由于没有遇上明主，所以郁郁不得志，差一点枉死魏国。
商鞅渴望用尽平生所学，立名于当世，立功于后世。
所以，但他听说秦孝公为重振秦穆公的霸业而遍寻天下贤才时，商鞅毅然决然离开让他彻底绝望的魏国，只身前往当时还是弱小的秦国。
然而商鞅的初次面试也不是很顺利，毕竟像他这种名不经传的小人物想见一国之君实在是困难，尽管当时秦国很弱小，又地处偏远。
初试的时候，商鞅言辞恳切，秦国老板秦孝公却昏昏欲睡，商鞅的大道理他一点也没听进去。
复试，老板懵懵懂懂，觉得这个小子说的似乎有点道理，但也就那么回事，没什么特别之处。
事不过三，经过两次的面试，商鞅已经完全探知了老板的心愿。
原来老板秦孝公复业心急，复仇心更殷切，渴望在有生之年称霸中原，重振秦穆公的雄风。
商鞅把住了老板的脉象，所以在接下来的几次召见中，商鞅都用称霸之道开导老板，老板对霸道很痴迷，所以在与商鞅交谈时，老板越听越有味道，不厌其烦的听其讲解。
这就叫跟对老板，投其所好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只有充分调动老板的喜好，你的前途才会一片光明。
老板急于复业和复仇，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成效，所以商鞅只能堵上一把，利用严刑峻法，以图最快的增强秦国国力。
商鞅告诉秦孝公，心思犹豫不决则必然拖累行动，如果行动不果敢，则必然劳而无功。见解高远的人不会拘泥于俗见，而见解独到的人也未必会得到众人认可，愚昧的人不会事先谋划，即使事情成功了，他们也不明所以，相反的，聪明的人谋事于未萌，料事于未发，对前因后果清楚明了。
秦孝公一听，觉得很有道理，拘泥于俗见的人并不值得与他们商议变革大事，因为他们只会遵循过去的理法，不懂创造。
旋即，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，以求变法。
然而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，诸侯国们以利相交，彼此毫无信誉可言。
百姓遭受接连不断的战火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，他们可求安定的生活。
百姓只求温饱，不能与商鞅等人谋划变革大事，但社会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，他们才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。
国家不能脱离百姓，只有上层的变革，它只是一只纸老虎。
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，贯彻起来势必困难重重。
在农耕社会，百姓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。
商鞅虽然不相信人民的智慧，却相信人民的力量，为了保证新法顺利推行，商鞅认为必须要取信于民。
为此，商鞅在秦国国都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，下令说，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，国家赏赐十金作为报酬。
做这么小的事情却付出如此高的酬劳，百姓并不相信，大家都在观望，不知道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观望者越来越多，却仍然无人向前搬木头。
商鞅增加赏金到了五十金。
作为智识超凡的大才，商鞅不仅仅对刑法深有钻研，对人性更有一套独有的见解。
商鞅就是要以重金诱导百姓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赏金增加后，百姓开始人头攒动，三三五五交头接耳，人生跃跃欲试，但仍然无人敢出头。
忽然，人群里终于走出来一个人，说：“让我来试试。”
说着，他就扛起木头，将其搬到北门，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人五十金。
这件事传开后，在秦国引起了轰动，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长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
城门立木，只为取信于民。
商鞅想要通过此事告诉百姓，让他们相信朝廷，凡事朝廷颁发的诏令一定言而有信，不问身份尊卑，对有功者必赏，对违法者必罚。
经过城门立木一事，百姓记住了五十金，记住了改革家商鞅，更记住了朝廷一定言而有信。
在信誉沦丧的战国，取信于民是众诸侯国最想做却最难做的事，而商鞅通过城门立木，一举赢得了百姓的信任，破除百姓对朝廷的猜疑，为变法赢得了民众信任的基础。
变法之后的秦国经济发展迅猛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战争的消耗，更为重要的是百姓勇敢作战，以私斗为耻，全国的暴力都藏在军队里，指向其他诸侯国，秦国国内则秩序安定井然，没有违法乱纪的事。
经过第一次变法，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。
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，因此他能够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作为改革家，商鞅十分刚毅，敢想敢做，所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，树敌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剧结局。